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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茜 成都
　　8日，環保部在“兩會”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被七問“霧霾”，中央電視臺記者針對“老百姓對環境感受普遍不放心”，開口第一個句便是：我想問一下吳部長，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這應該是今天“兩會”最流行的發問方式，來自天南海北的記者們不約而同地用同一種方式發問———“請問你……”，“你家裡用空氣凈化器嗎”，“你本人會吃轉基因食品嗎”，“你抽煙嗎”……於是，身負國家各相關部門管理職責的代表們在對國計民生宏大問題作答前，都不得不先面對一次個體“解剖”：“我……”
　　當然，關於“我……”的回覆，部長們的表現各有千秋———有人大方坦陳，有人小心避讓。問“你”答“我”之間，無疑正完成著一次次國家管理層和普通大眾之間就國內國際重大關切的微觀對話。
　　長期與普通民眾浸潤交集在一起的記者，最能對社會心理的微妙變化感同身受。所以，其發問方式的不謀而合，足以窺見社會多數對“管理少數”存在的某些疑慮和普遍期待。霧霾、轉基因、煙草、醫療安全……對這些業已影響多數人的現狀的改變，社會多數公眾早已達成一致，但這樣的一致顯然不夠。向高層管理者發問，代表著人們對管理者與普通公眾之間達成共識的期待。而只有達成了這樣的共識，才有可能推動相關問題得到真心誠意且真實有效的解決。
　　當然，有此“咄咄逼人”，也不難看出部分民眾對這種共識是否存在頗感焦慮，這其中不排除有人們因治理心態的急切與治理過程緩慢之間的時間差所致之偏見，但更多的卻源自這樣的事實：中央政策在個別地方的執行中出現偏差，讓人們對政令暢通心生擔憂；社會普遍流傳著“特供食品”“特殊醫療”等虛實難辨的說法，讓人們不確定那些受惠者是否“生活在他處”。畢竟，如果“你”和“我”並非在同一水平線上受到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的威脅和侵襲，那麼公眾自然不會相信，無法感同身受的“你”能產生和多數人一樣迫切的治理動力。
　　人們想從部長們口中聽到關於“我”的答案，不僅僅只是簡單八卦他們的隱私，而是希望瞭解這個一直不太透明的“我”，以看清“我”和“我們”的距離。
　　客觀地說，部長們關於“我”的回答千差萬別，的確不足以完全代表他們的職業態度，就像回答“我不戴口罩”並不意味著“我認為目前的空氣質量是安全的”，甚至不予回答也不代表“我”真的不能對公眾擔憂感同身受。但公眾細微到“個體”的追問就像是一種行為藝術，逼著這些身系重要職責的“我”反覆感受民間疾苦，提醒他們在運用自己手中權力之時，千萬要以億萬民生為重。
　　這應該就是問“你”答“我”的深意。特別是放在“兩會”這一全國人民通過代表委員最近距離地行使管理國家權力的重大節點，能否聽懂記者所問，能否感受民意呼喚，能否建立治理共識，才是“我們”想要“我”給出的答案，也是“兩會”每年一度聚集民意並聚合民心，以集中全民族之智慧和力量，為國家未來謀定而動的最好契機。　　（原標題：從兩會“你”“我”看社會共識）